用某些人的话来说，“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就是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但寥寥几个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的字眼，还是不如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来的更直观更直白一点。
这种巨大的差距，来自于各个方面。之前我很奇怪为什么余华会在书里面放各种各样的内容。甚至有给儿子的信，也有自己的游历，还有什么自己对于文学的看法等等。
现在我明白了，这也是差距，某种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差距。巨大的差距。
因为一部小说出版以后，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权，作者所有针对这部小说的发言，都只是某一个读者的发言。
我想，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医生也不会例外。
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一个国家，两个世界。
今天中国的媒体上充斥了类似的假新闻，因为没有人会去追究假新闻制造者的法律责任。
什么叫杠杆？在中国人这里就是一句俗语：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看一眼我师傅的墓地，可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却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觉得美国南方的烈日真称得上是炎炎烈日，晒得我浑身发软。现在回想起来，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心愿，完成前曾经那么强烈，完成后突然觉得什么都没有了。
那位善良的北京主编要求我把小说阴暗的结尾改成一个光明的结尾，她的理由是“在社会主义中国是不可能出现阴暗的事情”，我立刻修改出了一个光明的结尾。我的屈从和法尔克不一样，我是为了发表作品。
小小的屋子已经盛不下我的激动了，我需要走在宽阔的世界里，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重生了。
我意思是说，文学中的影响只会让一个作家越来越像他自己，而不会像其他任何人。
所以说，在我看来，一个人正确的，或者说真正的成长，应该是越来越像自己，活出自我，而不是某些人，也不是某些人期待的样子。
哈金一步一个脚印的写作证明了同样的道理，最优秀的作家不是最聪明的人。
今年十月我去了挪威，我在飞机上想好了如何回答和平奖的问题，结果没有一个记者问起和平奖，挪威的记者失忆了。他们都问我即将召开的十八大，我说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像我这样的平民议论这个，属于谣言。
当所有看到这个抱着孩子找孩子母亲的人表现出了集体的视而不见时，这就是失忆的社会性了。
难道让人读不下去的作品才是文学吗？
难道让人读不下去的作品才是文学吗？
难道让人读不下去的作品才是文学吗？
难道让人读不下去的作品才是文学吗？
我们原本安排史铁生在场边做教练兼拉拉队长，眼看着失球太多，只好使出绝招，让铁生当起了守门员。铁生坐在轮椅里守住篮球支架中间的空隙以后，辽宁的学生再也不敢射门了，他们怕伤着铁生。
充满戏剧性的南非世界杯也许是对经验主义的挖苦。一位古希腊人说得好：命运的看法总是比我们更准确。
很多年以后，很多人会忘记南非世界杯的冠军是谁，可是会记得呜呜祖拉。这就是人类，关心野史总是超过关心正史。
记得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流行一个段子：这个开幕式肯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什么？一，有这么多人的国家，没有这么多的钱；二，有这么多钱的国家，没有这么多人；三，既有这么多人又有这么多钱的国家，没有这么多的权。
如果球员们在赛场上满脑子想着道德奔跑，再想着伟大的祖国和背后有多少人民的支持，还有父母这就不是世界杯足球赛了，这是央视《新闻联播》的派头。
其实中国足球这些年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拿它作比喻来发泄愤怒和不满很安全，既不会犯政治错误也不会犯经济错误。
“你知道什么是媒体吗？” 他坐在家中的沙发里，舒适地伸出食指，向我解释：“比如你的手指被火烧伤，如果媒体报道了，就是真的；如果媒体没有报道，就是假的。”
离开北京前，一位对篮球毫无兴趣的朋友知道我要长途跋涉到美国观看总决赛，十分惊讶地说：“你还亲自去？跑那么远的路就是为了看篮球比赛，真是愚蠢。”我承认：“我是愚蠢，但是还没有愚蠢到请别人代表我去看。”
为什么现场比电视直播精彩？原因当然很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话语权。电视直播只有两个话语权，现场有两万个话语权。
他有数不清的绰号，毛病也数不清，可是这个劣迹斑斑的家伙给人们带来了快乐。这世上还有另外一种人，没有什么毛病，可是从来未给人们带来快乐。
我觉得和没什么毛病的人交往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我笑了，我说美国人如此反腐，美国的腐败仍然杂草丛生。在中国，反腐败似乎成为纪检人员的特权了，所以中国的小腐败山花烂漫，大腐败在丛中笑。
他说：“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恐怖分子，有些是拿着炸弹的，有些是拿着意识形态的。”
每家奢侈品商店都有讲中文的导购。蒂芙尼的一位导购说中国人有钱，如果没有中国人，这些奢侈品商店都会倒闭。我心想：少数中国人挣钱太容易，不知道钱是怎么挣来的；多数中国人挣钱太难，不知道怎么可以挣到钱。
中国这种没有节制的发展，让我想起一句什么人说过的话：知道自己无知不是完全的无知，完全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无知的无知。
这位多哥裔的女记者放声大笑，她说多哥曾经流行过一句谚语：“中国人留下的孩子比留下的稻米还多。”
只有一小杯白酒和一粒五香豆，这个老头可以享受两个多小时神仙般的生活。他脸上洋溢出来的不是酒醉的表情，而是陶醉的表情。 再想想这些年看到的一些人，嚎叫着把名贵的白酒和红酒像啤酒一样干杯。这些人应该去喝假酒。
我相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希望，接下去的十年或者二十年里，中国的社会形态会逐步地趋向于保守，趋向于温和，因为我们人人需要自救。